大卫·罗伯茨
简介
大卫·罗伯茨，是来自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亚洲分部的前区域战略顾问，且在日本福岛事件复苏时期作为美国驻日本大使担任科学顾问一职。在进入美国国务院之前，罗伯茨就活跃于大洋两岸的理论物理学界。您可以在推特上关注他的最新动态@DRobertsNYC.
这是一张于2013年12月20日拍摄的照片，一位带着防护口罩的男性游客在上海外滩沉重的雾霾下茫然的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图片来自美联社。
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开始在推特上发表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时,没人预料到它带来的深远影响:它不仅引发了中国环境政策的深刻改革,并且将空气质量科学推进到了一些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同时给周边邻近国家带来了类似的推动作用。
作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亚洲分部的前区域战略顾问，我明确的知道着手做国际发展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得到尽可能好的结果每年都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花费，但是即便准备的非常充足，耗费的资金也往往得不到回报。这就是我为什么震惊于美国大使馆在该项目上的低投入与高回报。他们利用了民主化数据的变革力量，毫不费力的推进了实际的变革。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2008年，北京受到污染众所周知，但我们并不了解污染的严重程度。那一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开始在屋顶上安装空气质量检测仪，并每个小时自动在推特上公布监测值来告之美国公民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 (@beijingair).
03-06-2015 03:00; PM2.5; 201.0; 251; 24小时长期暴露于这种空气状态下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BeijingAir (@BeijingAir) March 5, 2015
这是在中国首次对极高危空气污染物的数据进行关注,PM2.5是一种细颗粒物，在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这些颗粒小到可以穿透肺部,甚至进入血液,从而导致严重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事实上,专家最近发现,全球每年因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疟疾和艾滋病的总和。
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2010年的官方报道中：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环保署空气质量指数的边界值，到了一个相当差的程度。通过第三方程序，该推特不经意的非外交推送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人们被大使馆所公布的数据可靠性所吸引，这可以帮助他们根据空气情况来决定是否可以带孩子去户外玩耍之类的事件。
这份数据描述的情况比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要不乐观一些。北京居民对国内的空气质量监测措施表示十分不满,并向政府官员施压使其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促使他们对此采取积极的解决措施。
一开始，中国政府以“这样的推送阅读是违法的”为由向大使馆施压让其停止发布数据。幸运的是,大使馆坚持了自己立场。最终,中国政府妥协并开始建设有效的监测系统。在2013年初,成功地在70多个城市建立了约500个PM2.5监控站。同年,中国承诺将投入数亿美元用于空气净化,开始实现主要城市的排污减排(下图为目前大使馆制定的PM2.5数据)。
通过北京大使馆在空气质量监测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一举措于2013年扩大到中国的四个主要城市,其次意外之喜是它为科学家提供了第一批实时PM2.5数据。这些数据显示出了一个重要的规律,即空气质量最糟的时间在北京于晚上出现，而在成都和沈阳则出现在早上的高峰期；每年春季是北京空气最好的时机而其他城市则是在夏天空气最清新。
通过这小小的空气监测装置，唤醒了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们对改善空气质量的热情。美国政府驻印度大使馆现也开始推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一个非政府团体开始以北京为例实施监测并推特数据；有些人甚至看到了对洪水警报再利用的可能性。而一开始做为分享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信息渠道的aqicn.org，已经被改造成分享河内到火奴鲁鲁的4000个监控站每小时空气质量信息的实时网站。
然而，空气质量信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依然报道不足，这常常是那些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整个非洲大陆只有15个监控站用于公布空气质量数据；相较之下，单华盛顿特区就有九座这样的监控站。中国表示一旦大众可以轻松获取数据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种情形就能被快速地改变。
2月18日,国务卿约翰·克里大胆的提出将驻北京大使馆的模式进行转变，通过美国的多国外交来推行一个更大的项目,即推进污染地区的空气质量监测和促进世界各地数据透明化。但这一想法却并未得到发表，实现数据透明化的路途是艰苦的，我们必须要跨过重重障碍，为其不断地做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