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之所以特别宠信和珅，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和珅天生有一套敛财的本事。和珅为了满足乾隆帝中年以后穷奢极侈的生活开支，与好大喜功的各种排场，以及连年征战所消耗的巨额费用，确实费了不少心思。
乾隆帝一生爱好很多，兴趣极广。例如，他平生除了诗词歌赋外，还喜收藏文物，搜罗珍宝、异物奇器，凡是棋琴书画以及印玺、铜器、瓦当、古玩等无所不好。这样不但耗费了大量钱财，而且也扰得百姓终年不安。正如朝鲜使者所说：“皇帝穷奢极侈，故赋重役繁，生民困苦，不自聊活矣。”不少百姓为了采玉、淘金、挖银、冶铜和制造各种工艺品，冒着风险，终年辛苦，不得温饱。例如，为了从新疆和田运一块大玉石到京城，沿途不知要用多少人力，千辛万苦，风餐露宿，耗时几年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样日久天长使得不少地区经济衰败，民不聊生，已经到了“农民举末息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登，无异歉荒。至于桑蚕，安失其时”的局面。
尽管乾隆帝统治的前半期，国力强盛，国库也较为充裕，百姓生活也比较安定，可是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无限制的挥霍和穷兵黩武。眼看着国库存银日见空虚，入不敷出。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与粉饰太平的欲望，乾隆帝身边非常需要有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源的能人，而此时和珅正是适应乾隆帝的要求应运而生的。
由于阶级和当时社会历史的限制，再加上和珅生性贪婪、好财的局限性等原因，决定了和珅不可能从发展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着眼去增加社会财富和人们的收入。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尽快来钱，于是他把眼睛盯上了地方官吏们的钱袋子。他千方百计，无休止、无限制地利用各种方法让地方官员们向皇帝贡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和珅本人也做了不少手脚，得到了许多好处。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户部银库和内务府的广储司，同时也流入了和珅的私囊。
当时，上自中央政府各部官员，下至地方的封疆大吏、知府、知州、知县，以及各地的盐商、行商、票号商人们，每年都要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和稀世珍宝献给皇上，以讨其喜欢与青睐。尤其是在皇太后、皇上和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借着做寿的机会，和珅便乘机向各级官员和商人们大肆搜刮。虽然表面上乾隆帝也曾下谕旨，表示反对地方官员们挖空心思、争奇斗艳地准备各种贡品。其实这只是官面文章，说说而已。官员们照送，和珅照收；而乾隆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顺其自然。不但国内官员、商人们送，连朝鲜、安南（今越南）、琉球（今日本冲绳）、暹罗（今泰国）、吕宋（今菲律宾）、缅甸、廓尔喀（今尼泊尔）以及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许多国家的朝贡使臣也进贡了大量珍宝。保存至今的清朝传世珍宝，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时代的，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和珅有这样一种本事，那就是在不大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满足乾隆帝奢华享用的需要与庞大的开支。平日他把乾隆帝服侍得舒舒服服，并且许多事都不用他操心，使其十分高兴。于是他越发觉得和珅聪明、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值得他信赖。因为乾隆帝所需要的不只是会吹拍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而且也需要那种既能“巧于迎合”，又“工于显勤”，肯动脑筋的机灵干练之才。
其实和珅从地方官吏和商人们那里收敛的钱财，既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更不是把他们自己的家私拿出来献给皇上的。他们只有加紧向百姓巧取豪夺，加重盘剥才能获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下层的劳苦大众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
和珅平日对户部和内务府的管理，以及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非常严格，他深知“开源节流”的道理。他为了多收入、少开支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他对于钱财“精打细算”，“铢铢计较”。为了增加收入，他几乎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例如，他所掌握、控制的重要进财口—崇文门税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崇文门税关的正门设在今崇外上三条胡同与上四条胡同之间。明朝时，北京内城九门均设有征税关卡，向过往客商、官员以及进京赶考的“举子”收取课税，作为国家的收入财源。到了清朝，把九门征税，改为只有崇文门税关统一征税，另外设有几个巡查税口。崇文门税关设有正、副监督各一人。本来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应该由内务府包衣出身的官员担任，但是到了乾隆年间，有时皇上也常常把这一进财的肥缺委任给自己的亲信大臣和勋贵国戚担任。因此，和珅为了更好地敛财，便兼任了这一职务。据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一书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十分凶悍、贪婪。虽“言官屡劾，谕旨屡戒，而积习如故也”。崇文门税关的胥吏们，个个如狼似虎，对于过往客商行旅、进京官员和赶考的试子，甚至小商小贩等一律征税。例如，凡是外省官吏入京办事，不论尊贵，官级高低，一律都要收税。而且“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据说江苏吴江人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的身份进京陛见皇帝，可是由于崇文门税吏索要过关税实在太多，他一时拿不出来，于是他干脆就把随带行李、衣被统统放在了崇文门外，决定只身带着一个仆人进城。到了关口，他对收税的官员说：“我现在只有光秃秃的一条身子了，还何税之有？”进城之后，他只好向朋友借些被褥，勉强对付办完事情，才回到山东济南。这些税吏们对待朝廷命尚且如此，而一般平民百姓所受的敲诈勒索更是苦不堪言，几至敲骨吸髄的地步。按清朝的税务规定，凡小商小贩携带的少许筐篮、簸箕、扫帚、线袜、鞋子、粮食、布匹、棉麻、蔬菜、瓜果，以及各种食物等都可以免税入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照收不误，一点也不能少。据说当时京畿一带的商民、百姓每当入城时，人人均在帽檐边上插上两文制钱，走到城门由税吏自行拿取，彼此用不着搭话，几乎成了惯例。如果小商小贩偶不交钱，税关的税吏、巡丁就要扣下货物，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敢怒不敢言。在《燕都杂咏》一书中有一首讽刺诗，真实地反映了明清时代的税收情况。该诗写道：“税榷九门全，权归阉寺专，村氓挑负至，任取鬓边钱。”但当时并不只有崇文门税关是这种情况，也不是崇文门税关一家索要苛刻，而是户部所属的30个榷关全都如此。和珅倒台后，核减户部所属税关的盈余数目时，崇文门税关的定额为每年17。32万两白银，在30个税关中乃居第四位，仅次于粤海关、九江关和浒野关。
此外，崇文门税关，除了日常收税外，还承担着一些其他任务。如，代替内廷变卖抄没来的王公贵族、大臣的家奴与财产等。它虽然名义上也与其他税关一样列于户部名下，而实际上却是直属于内务府，是内廷直接控制的机构。因此，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缺”，皇上让谁当上崇文门税务监督，谁就有大发其财的机会。
正因为崇文门税关每年的收入可观，故和珅千方百计地要长期把持这个进财口，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辞去了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但接替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儿子丰绅殷德，真正负责税关具体事务的人也并没有变，这个人就是和家的大管家刘全。
和珅由于天资聪颖、勤敏练达，头脑灵活、办事机灵，善于理财，又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乾隆帝大量金银财宝，使其能毫无顾忌地任意挥霍，因此，乾隆帝对他非常满意，用起来也十分应手，对于这个能“搂钱的耙子”，越到晚年越离不开他。当时国家的财政大权，由和珅一人掌握；国家重大的财政开支也由其把持。他先后做过户部侍郎、户部尚书、内务府大臣等职多年，并长期负责管理内务府“三库”（即广储司银库、缎库、颜料库）。虽然一度由于他兼职太多，乾隆帝曾让他辞去户部事务，转让他管理吏部、刑部事务。但没隔多久，湖南、贵州爆发苗民起义，接着又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川、陕、楚等五省白莲教大起义，需要筹集巨额军费。乾隆帝（当时已为太上皇）和嘉庆帝父子，此时又想到了和珅，认为他多年管理经济，是理财的“熟手”、能人。因此，又赶紧发布上谕，命令和珅“兼理户部部题奏报销事务”。从此户部一切事务，又由和珅“一人把持”。他独断专行，任意“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由此可见，和珅在财政事务上独断专行到了极点，这给他从中上下其手，侵吞国家资财，贪污中饱提供了极大方便。
和珅利用各种方法聚敛钱财，每年从各级官员与商人手中搜刮大量金银和稀世珍宝，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招财进宝的能手。他所管辖的内务府，负责内廷的会计、服御、物饰、宫御和武装守备等各方面的事务。皇帝的一切开销都要由内务府筹措。和珅担任内务府大臣以前，内务府常常在财政方面入不敷出时，便要动用户部库银作为接济，以致造成银库库存减少。可是，在和珅接手后，还不到几年工夫，内务府银库就“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而内务府所需要的各种物料、用品的费用也大部分由崇文门税关支出，然后再把银两交给“各省敬谨采办”。这就是说，崇文门税关名义上虽然隶属于户部，但实际上是由内务府直接管辖，成为内务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和珅掌管内务府时，不但能自负盈亏，而且还常常把多余的银两支持户部银库。当时作为皇帝（包括皇室）的私家收入，主要来源是皇庄（称内务府“官庄”）和用内务府帑银的生息银两（如，开当铺、钱庄赚钱、生息）两大类。“皇庄”就是直接隶属于皇家个人的庄园，古已有之，秦汉时期称为“苑”，唐宋时期称为“庄园”、“官庄”……明朝以后始称“皇庄”。清朝初年，皇室除了霸占明朝皇室、勋贵的庄园外，还通过跑马圈地方式，在京畿地区圏占了大量土地，建立了自己的“皇庄”。每年“皇庄”向皇室提供大批米麦、粮食、蔬菜、柴草、鸡鸭、鱼肉、水果等等。其次，利用内务府帑银生息，主要是通过经营当铺与钱庄放高利贷谋求高额利润。
乾隆皇帝晚年无休止的奢华开销，有增无减，皇室正常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于是乾隆帝没有钱就向和珅要；和珅要想尽办法，保证将聚敛来的钱财用来满足乾隆帝的需求。正如著名明清史专家邓之诚在其所著《中华二千年史》中所说：“乾隆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然后州县官吏再索之平民百姓。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和珅理所当然是操办“万寿庆典”的主要负责人。他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肆意虚张，尽情挥霍，借机大捞一把，来个“一举两得”。乾隆帝表面上也曾指示要节俭办事，不要过分铺张。可和珅以下的大小官员，哪里顾得这些，一切讲求豪华奢侈，贪多贪大，所有宫殿内外设施、器物，“无不新办”。例如，自皇宫（紫禁城）的西华门一直到西郊的圆明园，所有的“楼台饰以金珠裴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栝，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其他庆典所需物品也多由南京、苏州筹办，简直是巧夺天工，极尽奢华。虽然操办的费用非常巨大，往往一个项目动不动就要成千上万两白银，可是一点都不用从国库开支。和珅规定地方各省凡是官位三品以上的官员，都要有所贡献，而京城各部院堂官全部都要捐献俸禄（即所谓“米俸”）。在商人当中筹集的款项更是多得惊人。仅仅两淮盐商就捐纳出来四百万两白银，作为赞助。乾隆帝对和珅的敛财术是十分欣赏的，也是支持和肯定的。和珅不但善于给乾隆帝招财进宝，扩大财源，满足皇帝的巨大消费。而且他也善于理家，满脑子生财之道，颇有发家致富的本事。同时他还是个斤斤计较的“守财奴”，他治家的原则是“开源节流”，即广开财源，也就是“什么赚钱干什么”，只要能来钱，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他在理家的过程中非常注意节省每一个铜板，珍惜一分一文钱的开支。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他个人及其几个与他亲近的家属外，他是能省就省，能抠就抠，决不宽待别人。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和珅“赋性吝啬，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宅中支费，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家姬妾虽多，皆无赏给，日飧薄粥而已”。昭梿是和珅同时代的人，从他这段话我们了解到和珅本性吝啬，平日把金钱看得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守财奴”。他家每日进出的银两，他都要亲自过问，并拿着算盘和戥、称等计量工具进行操作，一一过目。一般他家的花费开支，都不动用和珅的私人钱财，而是由具体承办的下人自己承担。于是这些人就要想方设法到处捞钱，盘剥别人。其实这种方法，就是他服侍乾隆帝的手法，他又用同样的手法对待自己的下官和管家。他家的姬妾、用人众多，平日开销很少，甚至根本就不给什么奖赏，就连平日的晚餐也多是稀粥而已。
总之，乾隆帝与和珅在财务上的关系，是乾隆帝把和珅当成招财进宝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坤则打着乾隆帝的旗号，发号施令，改革成法，尽力捞钱，不但满足了皇上的欲望，同时也肥了自家。
